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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光:做自己的创作者
来源:  日期:2017-05-17  阅读 次  作者:  评论

吴文光:中国独立纪录片之父,“民间记忆”计划发起人,从事纪录片、写作、剧场创作的他,其拍摄的《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真正的纪录片。

10年,他发起“民间记忆计划”,截止2014年4月,拍摄小组总共有133人在村或回村采访,被访人来自20个省、246个村子的1220个老人,采访内容由“三年饥饿”延伸到“大跃进”、“土改”、“文革”等不同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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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0日,思想聚会城市大会“知行者”重庆站——吴文光演讲现场


“民间记忆计划”博客的首页上有这样一句话:

“从今天起,做一个挖矿的人,愚公移山,秋去冬来


从2010年开始,一群80、90后的青年纷纷返回“与自己有关的”乡村,自愿做一个辛勤的“挖矿人”,拿着摄像机,在那些已被人遗忘的角落,发掘零碎散落的民间记忆。发起这项计划的是有“中国纪录片之父”之称的吴文光先生,生于50年代,长于60、70年代,时代背景和成长环境深深影响了他和他的个人创作,在多年的纪录片创作和自我挖掘的过程中,他意识到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记忆都是历史的一部分,它们告诉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于是一个人的探索逐渐变为一群人的运动,越来越多的声音被听到,越来越多的能量正在汇聚。

 

 

在黑暗中寻知梦想的远方


上世纪80年代末,吴文光开始拍摄第一个纪录片《流浪北京》,作品“幼稚粗糙”、“稀里糊涂”,他将镜头对准了一群生活在北京的盲流艺术家,这群年轻人怀着满腔的热情和表达的欲望,在黑暗中摸索,在现实与理想的困境中挣扎,作为拍摄者的吴文光也是其中的一员。最终,他离开了当地电视台,离开了喉舌部门,在一种懵懂无意识的状态中,他发现年轻的声音摆脱束缚宣泄而出,他清楚地知道这就是“自己想做的事情”、“自觉想拍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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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


片子最终成型于1990年,如同一部盛大的时代序曲,拉开了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序幕,也开启了他个人纪录片创作的探索之道。到第三部纪录片《江湖》,吴文光第一次使用小巧便携的DV机,这是一场重要的“解放”,此后的创作他再也无须投资、摄制组或是创作计划,自己像写作一样走下去,走向更加没有规矩和渠道的创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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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1966》(1993) 历史中的个人记忆


作为中国独立纪录影像的先行者之一,他获得了世俗意义的成功,开始频繁露面于各种国际电影节,作品《我的1966》获得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小川绅介”奖。但他开始感到困惑,纪录片去了国际电影节获奖,又受到了人们的好评,但是这些纪录片拍摄的对象似乎依然没有任何希望,他们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改变?自己的片子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可能?他都无言以答。这些问题如藤蔓般密密麻麻地缠绕在心中并且肆意生长,一度使他的创作止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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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1998)“底层社会”探究、“个人影像”方式



客观的,主观的现实才是他想寻找的


所有的困惑最终演变为对常规纪录片做法和功能的质疑。拍摄者站在精英的高度,以旁观者的角度,“客观”地记录着被摄者的生活和内心,一次次的拍摄和剖析,实质上是一次次的剥削和利用。吴文光用自己的作品将矛盾展现了出来,借被摄者王诛天“你玩得高兴,我玩得痛苦”这血淋淋的控诉,将自己暴露在观众眼前,从此他不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一个在场的参与者,纪录片反映的也不单单是弱势的一方,而是拍摄者与被摄者之间的各种关系,枪口一样的镜头开始对准自己,顺带将自己周围的人和事一并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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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父亲》

 

《治疗》和《调查父亲》这两部关于母亲和父亲的纪录片,涉及到吴文光的家族和自己的历史,他在其中回忆思考,自我逃避也自我治疗,艺术化的影像表达正是对自己灵魂的曝光。《亮出你的家伙》则主动暴露出村民影像计划项目运行过程中他与村民作者之间的纠缠争吵,甚至村民们对他的怀疑,此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项目本身更加意味深长。



用影像拯救乡村


如何让纪录片更有力地介入现实而非单纯地记录现实?对于这一点,吴文光从来没有停止学习和思考,这期间日本导演小川绅介对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70年代的小川绅介用了七年的时间,跟村民在一起,拍下了七部关于村子千年历史的纪录片《牧野村千年物语》。这些行为给予吴文光最大的启发,就是“纪录片不是一个人创作,或者一个人奋斗的东西,应该是更多的人卷入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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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影像计划”现场


2005年,吴文光发起了“村民影像计划”,组织了来自9个不同省份的村民,回到各自的乡村进行拍摄。村民们拿着摄像机如获至宝,那是不曾有过的一种对于发声的强烈愿望,那种热情让吴文光倍受震撼。“村民影像计划”最终孕育出了2010年的“民间记忆计划”,更多的年轻人,包括大学生、毕业生,年轻的纪录片作者参与进来,带着摄像机回到与自己有关的村子,以三年饥饿时期为切入点,探访久居于农村的老人,并掀开他们深藏的记忆。在这个计划的带动下,有的返乡人在村子建立老年扶助基金,帮助孤寡贫困的老人解决日常生活问题;有的为当地留守儿童建立图书室,教他们使用摄像机;还有的带领村民捡拾塑料垃圾,建垃圾处理站······秉持着这种“回村在先,纪录跟随,创作在后”的理念,影像跟现实终于产生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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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光返回的村子和他的创作场景


从对民间记忆的收集和挖掘起步,发展为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和改变。吴文光自身的角色也在发生改变,从前他是主导者和决策者,为拍摄者定题选片,后来他将权力下放,完全由拍摄者自己做主,一种社会参与的纪录片创作形式应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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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饥饿(剧场创作)

 



培养无畏纪录片拍摄者—青年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入到了“民间记忆计划”中,探寻自己与乡村、与历史的联系。最初他们也会困惑,大量从未被记录过的历史的缺失,让农村离他们越来越遥远,不知道要写什么样的题目,要拍什么样的东西。但吴文光认为正是因为年轻人没有经历过,他们才没有阴影,没有负担,不会瞻前顾后而是勇往直前。年轻人叫他老师,向他学习纪录片,而他却认为自己从年轻人身上学到了更多的东西。他说:“我是一个走向中老年的人,或者迈向老年的人,如今在学习怎么样做年轻人。我从80后的年轻人身上获得巨大的能量,今天的年轻人是无畏的,作为50年出生的人,和他们站在一起荣幸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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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记忆计划”


年轻人也在这种相互关系中加深着自我认识。正如吴文光所说,做纪录片的最大改变,是让年轻人了解到什么是责任,这是一种公民意识的自我训练。如今,我们从完全被影像约束或者控制的时代解放出来,反过来用影像记录发生的一切。


“在今天这个自媒体的时代,不能只是做别人的粉丝,更要做自己的创作者”

 


文字:崔小妮

编辑: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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